1855年的上海联合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只有三名董事，分别是奥姆（e）、吉卜(H.B.Gibb)、桑恩（J.Thorne）。本届董事会不设总董，由奥姆代行总董之责。
这三人都是英国商人，因为英国人在租界势力最大，租地最多，在一年一度的租地人会议上投票权最大。
按照惯例，联合租界每年召开一次租地人会议，选举产生当年董事会成员。如果不出意外，按照各国侨民在租界上的地权大小，英国人将继续霸占工商局董事会。
这天，丁日昌按照约定，准时来到租界工部局。帝国已经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丁日昌任上海军政委员会主任，兼任市长，地位尊崇。
租界工部局不敢怠慢，派总办弗里曼出城迎接。
总办处是工部局的领头机关，设有总办一人。工部局设有多个委员会，负责办理各项具体事务。董事会通过总办操纵各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此时的总办弗里曼，兼任董事会秘书，是工部局的实权人物。不用多想，弗里曼也是个英国人。
上海舆论界风向已经转向，大部分人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富有潜力的国家，具备取代满清的实力。
洋人之间谈论最热烈的话题不是中华帝国能否取代满清，而是一系列更加尖锐、复杂的问题：
中华帝国需要多久时间能够推翻满清？如果采取强有力的干涉，能否阻止帝国推翻满清？假如不能阻止，洋人的干涉又将怎样影响外国与中华帝国之间的关系？外国能否在复兴会与满清的争战中争取最大的利益……
丁日昌乘坐马车，在弗里曼的带领下，来到工部局大楼前。
奥姆董事已经侯在楼前。他是一个年近五十的英国商人，贵族出身，看到丁日昌不过三十多岁，不免有些意外。
弗里曼向奥姆介绍过丁日昌，奥姆与丁日昌握手，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
“市长先生，幸会幸会。我听说阁下曾任广三铁路的总办，料想阁下一定是个阅历丰富的人。想不到，阁下居然如此年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个英文翻译把奥姆的话准确地译了出来。
丁日昌神态自若，说道：“我们中华帝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也是一个年轻的官员。中国尊重英国在华利益，我也尊重阁下在工部局的地位。
“一句话，我们衷心希望建设好上海，也希望工部局服从上海市当局，创造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宜居的租界。”
丁日昌气质儒雅，谈吐自信，令奥姆感到眼前一亮。只是，丁日昌的话绵里藏针，与那些唯唯诺诺的满清官员截然不同。
奥姆敷衍一番，把丁日昌延请进入工部局大楼会客室内。
坐定以内，印度仆人奉上清茶。
丁日昌略作寒暄，随即开门见山，转入正题，问道：“上海市军政府昨日已经发函工部局，请工部局引渡何桂清。奥姆先生一定已经看过公函了，不知作何应对？”
这咄咄逼人的态度，倒像是洋人逼迫满清官员。奥姆一向厌烦满清官员，觉得他们遇事推诿，永远没有准信。可面对着丁日昌的质问，奥姆倒变成了满清官员，吞吞吐吐地说道：
“何先生是清朝两江总督、太子太保，地位尊贵，目前在租界寻求政治庇难。作为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上海租界章程是英、法、美三国与清朝政府签订的。若有司法引渡，也应该由清朝方面与租界工部局交涉。因此，从法理上讲，我们不能把何先生交给你们。”
丁日昌冷笑一下，对道：“奥姆先生，我们两国建有外交关系，在司法问题上也有协议。针对罪犯引渡，两国有着明确的规定，亦有着成熟的机制、丰富的经验。
“出于对工部局的尊重，我们愿意继续承认租界，继续由工部局管理租界。但工部局对租界的管理，正如其名，仅限于工程领域。”
听到这儿，奥姆心头一震。因为他知道，丁日昌所说不假。
租界工部局原本是办理工程建筑的机构，仿照清政府六部中的工部，故取名为“工部局”。后来，因满清上海官府不作为，不愿、不敢敢管理租界，工部局便趁机扩大职权，演变为实质性的租界行政机构。
丁日昌继续说道：“常州士绅指控何桂清犯有故意杀人罪，人证物证口供俱在。此案件涉及十九条人命，早已闹得沸沸扬扬。
“上海的报纸对此广有报道，舆论反响强烈，民愤极大。常州、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屡有民众前往当局请愿，要求惩办何桂清。
“我们上海市军政府面临的压力很大，此事不能拖延。引渡何桂清势在必行，若不能惩处何桂清，我就是历史的罪人。如果奥姆先生感到困难，不能作主，我将立即面见贵国公使包令。”
英国翻译小心谨慎地把丁日昌的话翻译成英语。奥姆听过之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丁日昌的话暗含讽刺，意指奥姆地位不高，不能决定大事，也不够格与丁日昌对话。
奥姆本是英国洋行老板，在中国闯荡多年。他深知，做生意必须与官府搞好关系。如果为了何桂清而得罪丁市长，怎么算都划不来。
不过，奥姆以往与满清官员打交道，总是无往不胜。这是他第一次与丁日昌打交道，若是束手就擒，岂不大失面子？
因此，奥姆打定主意，要给丁日昌个软钉子碰碰，便说道：“是否引渡何桂清，租界工部局就能决定。只是，敝人要与其他董事一起商量，有结果后再通知丁市长也不迟。”
丁日昌冷笑一下，早预料到英国人会拖延，不慌不忙地说道：“奥姆先生，听说年初因为时局不稳，租地人会议一直拖延未开。现在时局稳定，新的租地人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了。
“我听到风声，说法国人对英国侨民独霸工部局董事会不满已久，法租界打算脱离公共租界。经过‘富宾号’事件，我们与法国人不打不相识，彼此已经消除了误会，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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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的是，怡和公司这两年生意很好，在租界内也办了工厂，租赁了不少土地，将在新一届租地人会议上拥有很大的投票权。
“必要时，我们将游说怡和公司，包括旗昌洋行等其他洋行，劝他们在租地人会议上投下神圣的一票。总办先生，如果新一届董事会大换血，您的董事之位、包括弗里曼的总办之位，恐怕都要受到影响吧。”
弗里曼一直坐在一旁做笔录，此刻也不由得抬起了头，脸上露出一丝忧戚之色。
工部局董事是个相当重要的岗位，不仅有助于提高奥姆在外侨中的地位，对他的生意亦很有帮助。为此，奥姆曾积极购买土地，提高自己在租地人大会上的投票权，并串联英国商人，最终成功担任工部局董事。
至于总办弗里曼，则是奥姆的心腹。若奥姆不能连任董事，弗里曼也难保总办之位。
丁日昌不顾英国人颜面已失，继续说道：“何桂清的罪行神人共愤，不管放在什么时候，不管放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原谅的，都是必须严惩的。
“况且，这是一项刑事犯罪，走正常引渡程序即可。当前，江苏常州民怨沸腾，各地舆情强烈。工部局宁可违反民心，也要保护何桂清这种人渣吗？”
听到民怨沸腾、民心等字，弗里曼不禁心有余悸。
革命军占领上海后，租界内外的华人群体突然变得集体亢奋，组织了接二连三的游行、罢工、静坐等示威活动。
一向都由洋人把持的上海舆论界、新闻界，突然出现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上海舆论界、新闻界莫名其妙地脱离了洋人的控制，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飞向了革命军的阵营。
工部局事后调查，发现这些异常背后都有中华帝国的影子。相比于法国舰队的战败，洋人对舆论、新闻的失控更加警惕。
在洋人看来，法国“富宾号”只是一艘并不十分先进的战舰。战船沉没了，可以接着再造。
但舆论阵地的丢失、新闻传播权的丧失，则意味着西方文化的失败。而文化上的失败，是无法通过简单的再造而弥补、挽回的。
奥姆不由自主地坐正了身子，说道：“市长先生，我本人愿意向贵国引渡何桂清。工部局董事会将尽快召开紧急会议，就此事展开讨论。一有结论，我会立即通知市长先生。”
讨论的结果自然是正常引渡何桂清。这虽然是件小事，却意味着华人的胜利，也意味着华人在上海恢复了主导权。
这使得丁日昌感到异常得意，也异常兴奋。开局良好，他要再接再厉，全力推进大上海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