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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一首流行于晋、蒙、陕、冀交界处的缠绵悱恻的河曲二人台将明中期到民国四百多年的山西移民史通过地方剧种的形式揭示出来，从而使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的三大移民活动，而几年前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走西口》的热播，更是让广大观众对西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学者安介生认为，清代山西全省前往口外地区谋生的人数达100万之众。“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每当发生自然灾害或其它原因时，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沿着各地的乡村小路成群结队地前往口外逃荒觅食，而西口则是他们离晋的最后关口。笔者的老家定襄县宏道镇旧时属崞县，当年也是走西口的聚集地，因为走西口的老乡多，故在西口有崞县人开的“崞县店”。我的外公当年也曾走过西口，做过皮毛生意发过财，可惜后来因抽洋烟在抗战前夕败光家产。可以说，西口在当时是山西北中部地区乃至陕西北部人们心中的一个结，一个视为可以活命发财或客死异乡的永远抹不开的悲壮情结。
西口，即杀虎口，也就是山西省右玉县城西北5公里的古长城脚下的一个关口，它北与内蒙和林格尔县、凉城县接壤，是山西内蒙三县的交界地。杀虎口历来是兵家重镇，据《朔平府志》记载：“直雁门之北，乱嶂重叠，崎路险恶，数水交汇，绾毂南北，自古倚为险塞。”“其地内拱神京，外控大漠，实三晋之要冲，北门之扃玥也”。根据史书记载，杀虎口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春秋战国到隋叫参合口（也叫参合陉），唐叫白狼关，宋叫哑狼关，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多次从杀虎口入侵中原，，明发兵征讨也由这里出发，故在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将它改为杀胡口，意为杀胡人。满清入主中原后，因其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所以在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改为杀虎口。
为了更好地守好边疆，历朝历代都在杀虎口设立防御工事，派重兵把守。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抵御瓦剌、鞑靼的南侵，派大将徐达负责修补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外长城。明世宗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在杀虎口的长城内侧建立了杀虎堡。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对整个城堡进行了包砖。后又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杀虎堡的南边又建平集堡，规模与旧堡相当。旧堡内设营守备一名、把总一名、旗军777名，军用马骡15匹。新堡设团总一名、旗军70名。以上军官、马匹于清初奉裁。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始设门*员一名、守兵100名，后逐年增多，至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五月，杀虎口最高军事指挥官为副将，马、步兵1000名，统辖宁武、平鲁、偏关、老营、河保、水泉六路水军，共计000名。雍正九年（公元171年），再次招募军队，杀虎口中军守备改为中军都司。
杀虎口自矗立的那天起就与战争为伍，没办法，谁让它是出入边塞的最后一道防线呢？早在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65年），地处北地的赵国扫清娄烦、东胡、林胡等少数民族后，就在雁门驻守重兵，大将李牧曾在这里主动出击，打败匈奴的进攻。
汉初，匈奴势大，南逾勾注山（今代县境内），直*晋阳（今太原），身为山西王的韩王信投降匈奴。汉高祖七年（公元前00年），刘邦亲率0万军队征伐匈奴和韩王信，谁知由于大意，被匈奴的四十万军队包围在白登山（今大同东北），差点送了命，要不是陈平施了美人计贿赂阏氏就回不来了。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派太尉周勃、将军樊哙、柴武取道太原，收复雁门郡（今右玉县威远一带）、马邑（今朔州市朔城区），在参合陉（今杀虎口）将韩王信斩杀。
汉武帝时，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从这里深入漠北，将匈奴打得狼狈逃窜。尤其是年轻的霍去病，收复河西平原，迫使匈奴退出焉支山北，匈奴终于也唱出了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二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派大同军（今山西朔州）使高秀岩入寇振武军（今内蒙古托克托），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又乘胜攻克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安禄山所署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入寇静边军，郭子仪派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迎击，杀其士卒七千，又进围云中（今山西大同），派别将公孙琼岩帅骑兵二千击马邑（今山西朔州），拔之，开东陉关（今山西代县）。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年），回纥乌介可汗率众侵*振武（今内蒙和林格尔北），招抚回纥使刘沔遣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沙陀、契苾、拓跋部落三千骑袭其牙帐，沔自以大军继后。石雄至振武，自城内凿洞穴十余，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帐。可汗大惊，弃辎重逃走，雄率军紧迫不舍，十一日，大破乌介可汗于白狼关（今杀虎口），斩万余人，可汗受伤，与数百骑逃亡，收降回纥部落二万余人。
北宋初期，杀虎口一带是宋与契丹等少数民族激烈争夺的战场之一。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西夏李元昊叛乱，领兵攻占了丰州，并在要塞屯兵，切断了与灵州的交通。杨偕会同麟、府的兵马，在柏子大破敌军，李元昊败退到杀虎口的兔毛川（今右玉苍头河）时，与宋军遭遇，大败被迫退到黄河以西。
明代，元朝残余也速迭儿率军从漠北南侵，后瓦剌、鞑靼岁岁南侵，大多是从杀虎口进入中原的。特别是在明正统至嘉靖年间，杀虎口和右玉城先后多次被蒙古军队攻占，但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守军却在左右无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坚守右玉城长达8个月，书写了右玉军民为保卫家乡进行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历史。据《明史》记载，这场战争源于一个女子。桃松寨是俺答汗之子辛爱的妾，她与辛爱部下的一个头目鬼混，被发现后慌忙投奔了明朝，当时的大同总督杨顺，为请功邀赏，将其送进京城。辛爱为此率部进攻杀虎口，然后包围了右玉城。杨顺见事情不好，后悔不该收留桃松寨，他向朝廷谎奏，蒙古辛爱部愿用白莲教起义失败后跑过去的赵全、邱富交换桃松寨。嘉靖帝同意放还桃松寨，但辛爱不但未退兵，反又加强了兵力，在进攻右玉城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长城发起了进攻。当时右玉城孤悬边境，兵少粮缺，但军民浴血奋战，绝不投降。右玉守将王德在作战中阵亡后，有一位姓尚名表在家休息的武将，自愿担任了右玉保卫战的指挥。他在此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除打退敌方进攻之外，还多次抓住有利战机，偷袭敌营，有一次，尚表带领右玉守军在战斗中俘虏了俺答的一个孙子、一个女婿及其部将，从而有力地打击了鞑靼军队的嚣张气焰。从九月坚持到第二年的四月，右玉城虽未被攻克，但城内军民几乎已绝炊断粮，可充饥的牛马等牲畜也被吃光了。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明廷派兵部尚书杨博亲率大军来解右玉之围。蒙古兵见右玉城实难攻下，而明朝援军将至，便自动解除了对右玉城的包围，从杀虎口撤出长城。当时人们赞扬右玉城军民，并在右玉城立碑建坊，以示纪念。
等到了清代，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新疆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首领葛尔丹叛乱，康熙亲率三路大军平叛，战前，在杀虎口举行了的誓师大会。随后，大军登天山，过瀚海。在昭莫多（今内蒙古肯特山南）之战中，葛尔丹主力被清军击溃，部众叛离。葛尔丹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卒于科布多。为了休整部队，康熙率大军返回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后由归化城入杀虎口，驻跸九龙湾，进驻右卫城。
民国和抗战期间，由于连年战争，使得昔日繁华的杀虎口人口凋敝，当年人们引以自豪的“一关、二楼、双堡、三阁、六桥、八大衙门、五十七座寺庙”等建筑大多被毁，实在令人惋惜。
如果说杀虎口单是一座边关重镇，那就失去了一种厚重感、世俗感，问题是，杀虎口既是一座边关重镇，同时也是一座商旅古关，因为杀虎口背后就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聚集的蒙古大草原。历史上，猃狁、匈奴、突厥、回纥、鲜卑、柔然、羯、氐、沙陀、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瓦剌、鞑靼、满族等少数民族纷来攘往，在我国的北部版图上上演了一幕幕生存征伐的历史剧。这里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激烈碰撞之地，同时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之地，每当战事消融之时，同时也是商贸往来之时。
据《朔平府志》记载：明正统三年（公元148年）四月，明朝在九边重镇大同设立马市，沿长城共设立五个关口，其中就有杀虎口。明朝规定，汉蒙商人只能在马市交易商品，其它地方不得私立市场。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朝在杀虎堡西门中关街路北，设立了直属户部管辖的户部抽分署，衙门口上悬挂着“户部钦差”黑底烫金匾额，人们称为“户部衙门”，专门收取东起天镇的新平堡，西至陕西的神木口，东西辖区长约400余里的边税。货物的税率按值抽取1％到15％。杀虎关在清末税收最多时一天可达1万两之多，故有“日进斗金斗银”之说。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人口的剧增。杀虎口人口最多时有三千六百户，四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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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曾掀起过几个*。
第一个*时期是清嘉庆年间到咸丰年间。“乾隆盛世”后，社会秩序稳定，通过“开边”政策的推行，使一大部分汉人在河套地区得到了土地的租种权，另有一部分汉人入蒙从事甘草的采挖和经销，从而拉开了开发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序幕，也使内蒙西部的地方官吏得到了好处。
第二次汉民入蒙*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贻谷放垦”和民国二十三年的“移民实边”政策，吸引了大量的汉民入蒙去开荒种地和采挖甘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由于采取官府放垦蒙荒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之不足。由过去的封禁、半封禁蒙荒转为大量开垦蒙荒。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大规模地开放蒙区，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贻谷放垦”。从此进入内蒙西部地区的汉民再也没人干涉和阻止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政府提出“移民实边”政策，又极大地鼓励了“口里”人到“口外”农耕和定居，再一次掀起了汉民入蒙垦荒和采挖甘草的*。
在众多的走西口人潮中，不乏有发财富贵的，山西晋商就是从那时闻名全国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盛魁。大盛魁是由祁县人张杰、时太学，太谷人王相卿创办的。他们三人曾在杀虎口的“独虎寨”兵营里服过差役，后来在康熙平叛噶尔丹“随军贸易”中显示了不俗的商务才能。后来，他们弃武从商，以御批“汇龙票”的形式筹集资金，在杀虎口开设了一座叫“吉盛堂”的商号，后规模增大，于康熙末年改为大盛魁，总号移到归化。大盛魁是个综合性的经营实体，其业务范围可分货物、票庄和运输三大类。其货物运输西路可达蒙古国的库伦，中路、东路可达蒙古国的恰克图。大盛魁通过印票货栈业务的开展，基本上把内蒙古、外蒙古、新疆、甘陕、晋绥以及俄国的一部分置于自己的网络之中。
晋商能够屹立几百不倒，靠的一是辛苦。以大盛魁为例，该号后院的“财神龛”中供的是一条扁担和两条箩筐，且有新伙计入柜时必然进行膜拜，尽管拥资千万（传说该号的元宝从大库伦一个挨一个可铺到北京城），但到每年大年初一，通号上下却要喝一顿稀粥，以示念当初创业艰难。二是以“义”为先，即恪守高尚的贸易信誉，把“诚信”作为行为总则。如卖副“喀蹬”时保证穿梭于大库伦到恰克图一个来回不会烂，如烂，则另外陪送一双。
走西口的结果之一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这些地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人口剧增，形成商业中心。“先后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这些说法都表明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推动作用。
在走西口的过程中山西也形成了一批富商大户，如蒲州王崇古、张四维家族，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乔家、渠家、曹家等，在走西口中富起来的山西人无计其数，山西成为明代中国之首富。（未完待续）